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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順煤與電的關系

煤與電，政府重視，社會關注，這兩個詞還經常見諸媒體，可見煤與電的重要地位。

煤電占比過低或降幅過大都可能產生風險

電煤是指發電用煤，生產主體是煤礦；煤電是指用煤炭作為燃料來發電，生產主體是電廠。

二者是供應端與消費端、生產商與用戶、上游與下游、一次能源與二次能源的關系；是互為依存，上下聯動，互利共進的關系。

從歷史上來看，新中國成立初，煤電發電量占比在90%以上，目前在60%左右。在20年內，煤電發電量應不少于總發電量的25%，因為煤電占比過低或降幅過大都可能產生風險。

到2060年因燃煤產生的二氧化碳，在排放之前，相當一部分將得到捕獲，并加工轉化利用。碳轉化利用將是新的經濟增長點。水電、風電、光電的不穩定性是天然的，應由煤電來予以平衡和兜底。

因此，我們需要的是低碳、減碳，直至碳中和，而不是去煤化、去煤電化。

提升市場監管力度

煤與電是互相依存、緊密相連的一家，但有時又是“頂牛”的“冤家”，最直接的是體現在煤價與電價上，煤價“高傷電、低傷煤”。

1.煤價波動較大，煤電矛盾長期存在。

煤炭長期由國家定價，煤價高了，國民經濟發展不能承受。

1988年，中國統配煤礦總公司成立。統配就是國家管煤價，統一調配。

1993年國家放開除電煤以外的煤炭價格，2003年電煤價格放開，但電價沒有完全放開。電煤價格一漲，煤、電兩家就為價格而爭執。

2012-2015年，煤炭供應過剩，煤價低位徘徊，多數煤企虧損；2016年以后，煤價逐步攀升，2021年9月達到一個高點，煤電企業又虧損。

對國家和有關部門而言，手心手背都是肉，怎么辦？最終還是要解決的。

這里有三點值得注意：

一是煤炭低價運行時間多于高位運行時間。而價格過高的情況，均出現在煤炭緊缺的時候。

二是煤炭價格過低、煤炭企業生存困難時，一般是煤炭行業自行消化。20世紀90年代以后煤炭多了，賣不出去，煤礦企業陷入困境，全行業進行扭虧脫困攻堅。有個礦務局曾提出一個口號，在機關和地面“人人二百三（月工資），共同渡難關”。另外，煤礦欠薪情況也多有發生。國家支持煤炭行業脫困，全社會也都知道煤炭行業困難，但從煤價上解決問題的情況不是很多。

三是由于煤礦面對的是電廠，電廠面對的是社會，煤價過高時，電廠存煤減少，很快傳導到社會層面，這對煤礦形成保供降價的壓力。另外，國家有關部門會采取措施，抑制上漲的煤價。當然，隨著大容量儲煤裝置的投入，全社會儲煤能力不斷提升，適應淡旺季、以豐補欠的儲煤機制逐漸形成，相信這種情況會減少。

2.電煤合同的簽訂很復雜

煤電雙方簽訂購銷合同這很正常，但此事卻很復雜。本來電廠的裝機容量、用煤量及儲煤量是相對穩定的，不應該大起大落，但有時出現煤炭緊張的局面，這種情況并不是真的煤不夠用，而是與合同的簽訂與執行出現問題有關系。

在煤炭供應充足，買方占市場主導地位時，有的電廠持觀望態度，希望價格更低，簽合同并執行的積極性不高。

在煤炭供應緊張，賣方主導市場時，有的煤礦不太愿意簽約并履行合同，想要個更高的煤炭價格。

是否必須簽合同？

簽了合同不執行怎么辦？

應簽而不簽合同的是否必須保供保運？

資本入市炒作怎么辦？

這都要有全鏈條監管辦法與措施。對于我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煤炭交易市場而言，每年以十億噸計的煤炭進行交易，涉及數千億的資金，關乎國家經濟發展與能源安全。要充分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和政府的監管調節作用，有機結合，共同發力，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煤價的確定，應當實行基準價+浮動價，但這一問題也非常復雜。

在建立浮動價時，可建立可操作的浮動辦法與機制，確定浮動的幅度、何時何種情況才能浮動。

建立基準價時，應按煤質、發熱量確定，并考慮成本因素、以及煤電兩家的工資水平。資源不可再生，基準價過低，不利于保護和節約資源，可考慮劃定不同時期煤價最低紅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