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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城市的領導者可以在人工智能系統的輔助下，直接感知城市這個龐然大物的一舉一動。就像駕駛員坐在機艙內，能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察覺環境的變化，并作出實時決策。”要說社會治理背后的科技支撐，一定會提到人工智能。在京參加中國科協高層次科技領軍人才專題研修班的北京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教授黃鐵軍日前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假以時日，人工智能技術會滲透到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

“智能化是信息化社會演進的高級階段。”黃鐵軍強調，“運用智能技術更好進行社會治理，目前已經具備了初步條件。”

用人工智能，是必然也是必須

智能安防，為我們的安全保駕護航;智慧司法，助力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智慧養老，直擊老齡化社會的痛點……中國人工智能學會副理事長、重慶郵電大學研究生院院長王國胤舉出了許多人工智能用于社會治理的例子。

“如今，網絡數據空間和人類生活的物理空間、社會空間已經交織在一起。”王國胤說，“人不僅是實體空間中的人，也是網絡上的、數據化的人。”這樣一來，社會治理的手段必然要隨之變化。

受訪專家均指出，目前人工智能在社會治理上已初步開始了應用。不過，基于智能技術的社會治理，是非常有挑戰性的課題。王國胤說，人工智能為社會治理提供了更高級的工具，也帶來了此前未曾遇過的問題。

比如說數據的開放共享。“數據怎么管理，怎么共享，這是世界難題。” 再比如說隱私——網絡空間與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的交織越發緊密，隱私的定義要不要修正?

“可以說，我們目前還處于網絡空間的‘原始社會’階段，網絡空間治理的理論體系還不成熟，人類在網絡空間的行為模式還沒研究清楚。”王國胤說。

技術帶來的問題，還需技術去解決

“還是要鼓勵技術的探索。”黃鐵軍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本身就是技術不斷改變社會形態和倫理規則的過程。“但的確同時要關注社會影響、倫理影響，引導人工智能發揮正面作用。”

傳統社會，以人的物理行為為單元來進行管理;如今，人類大量活動在信息空間發生，并越來越多地由人工智能進行。治理者必須要有相應的技術手段，來與這個更為聰慧強大的對象共處。“當一些機構和個人可以用高級的人工智能參與社會活動時，若治理者沒有更為高級的監管技術，肯定就會出問題。”黃鐵軍表示。

其實，技術帶來的問題，還需技術去解決。比如，人們擔心人臉識別不夠準確，擔心耍些小花招就能騙過還不夠聰明的機器。要降低這一技術風險，就不能只靠規章制度。“實際上，問題一旦被發現，就一定會有很多人研究如何從技術層面填上漏洞。”黃鐵軍認為，這正是“解鈴還須系鈴人”。

但在研究上，來自北京大學工學院智能控制實驗室的教授王龍有話講。

他研究的是群體博弈。人工智能的核心理論——博弈、反饋、學習和預測——和社會治理內核聯系緊密。小到如何選擇出行道路，大到如何平衡部門利益，都涉及博弈。“和人工智能的應用相比，我們的基礎理論研究發展得還不夠快。”王龍有些憂慮，“但對國家來說，根基的東西，才是核心競爭力。這恰恰是我們比較薄弱的地方。”

王龍說，營造有利于基礎研究的氛圍，鼓勵一部分人去做人工智能的基礎理論研究，讓他們可以去自由探索，同樣也是一個社會治理問題。“人工智能太熱鬧了，但做基礎的就很冷。”王龍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即使是高校，在學習相關專業的學生里，做基礎理論研究的也就只有一到兩成。

“如果大家都弄短平快的項目，就出不了人工智能的‘大家’。”王龍說，人工智能，不止是做出能對話的音箱、能跳舞的機器人。“我們需要有長遠眼光能耐得住寂寞的人，在政策的鼓勵下，為人工智能的發展筑牢地基。”王龍強調。(記者 張蓋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