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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資審批時間延長、審查管轄范圍擴大、審查力度加強。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全球范圍內的大批企業被推向了破產邊緣。然而，不少發達經濟體并未敞開市場歡迎外來投資的“援手”，而是在擔憂中提高了警戒和門檻。

在澳大利亞，需要審批的外商投資項目的投資金額門檻已降至零;在歐盟委員會倡導進一步強化外資監管后，西班牙在一天內就從無到有地出臺了相關法律法規;意大利擴大了其“黃金權力”(Golden Powers)制度的管轄范圍，外商對醫療、食品和金融服務業的投資被納入監管;德國和法國也加大了對衛生行業相關交易的審查力度。

聯合國貿發組織預測，2020年流入發達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額將下降25%～40%。該機構投資和企業部總監詹姆士(James Zhan)稱，這一趨勢便是受到與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的緊急措施的影響，尤其是那些加強對外來投資審查的政策。

富而德律師事務所中國反壟斷業務聯席主管尹冉冉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介紹，就疫情的影響來看，全球主要經濟體對外商投資審批的政策發生了三個方面的變化趨勢，即外商投資審批時間延長、審查管轄范圍擴大、審查力度加強。

尹冉冉表示，就其觀察，中國企業仍保持著對境外投資的熱情和意愿，但在標的資產的選擇上會更加審慎。與此同時，審查的趨嚴并非意味著在該地的投資項目必然被拒絕，但可能會出現有附帶條件的批準，這需要中企多加考慮和評估。

中國企業仍保持著對境外投資的熱情和意愿，但在標的資產的選擇上會更加審慎。

疫情影響下外資審查政策三大趨勢

疫情期間，多數國家仍在受理外商投資申請，但審批時間將有所延長。譬如，澳大利亞的外商投資審查委員會 (FIRB) 稱，原本長達30日的法定審查可能延長至最長六個月。富而德的報告稱，如果外商投資有利于扶持某些處境維艱的公司，則各國政府更有意愿受理申請，但在某些情況下，政府也可能出手干預其認為不受歡迎的交易。

其次，此前部分國家政府對外商投資的管控機制微乎其微，外商投資審批范圍也僅限于達到一定金額門檻的投資項目，或限定在產業名單中列明或涵蓋的領域。因此，這些國家有更強烈的擴大外資審查管轄范圍的需求。譬如，德國等國家的中小型企業可能在某一技術領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在歐盟內低于1億歐元的交易不會觸發審查機制，這就可能造成該企業在“毫無察覺”的情況下被他國收購。

從審查力度來說，報告認為，多數國家均將加強對特定類別交易的審查。從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的公司，到醫療健康和醫療技術領域，再寬泛到因疫情而蒙受財務沖擊的其他關鍵產業，這些領域的交易都可能受到更加嚴格的監管，在德國和法國便已如此。

對英國等用開放市場吸引資本，從而刺激經濟繁榮的西方經濟體來說，收緊對外國投資的審查，標志著政策的重大轉向。尹冉冉對第一財經記者解釋，政策的收緊部分是受疫情影響，因此一部分措施只是臨時性的，如政府對待醫藥行業的緊張情緒。

但事實上，對外資監管的加強早發生于疫情之前。譬如，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對一些立法上的修改從2018年就已開始，歐盟《外商直接投資條例》也出臺于2019年。“最關鍵原因是全球地緣政治的變化。同時，對自身技術主導地位的擔憂，也是歐美等經濟體收緊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監管的原因之一。”尹冉冉說。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李黎力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歷史上看，歐美國家早在其崛起階段就采取過這種做法，“它們害怕國外資本進入本土市場，認為外資對本國是一種傷害”。

關鍵問題是，上述外資審查收緊趨勢，是否會隨著疫情的結束而消失?

尹冉冉稱，具體而言，審計時間的延長很大程度是受疫情影響，因此可能會在疫情好轉后得到緩解。但從監管方向而言，各國政府對關鍵技術、基礎設施和數據相關行業的態度，不會因為疫情的結束而產生根本變化。

在歐盟和美國的執法趨勢上，尹冉冉對第一財經記者稱，歐盟的《外商直接投資條例》重點關注的范圍，已經和CFIUS規定的范圍相一致。她說，歐盟和美國監管機構之間存在交流和溝通機制，兩者在外資監管上的趨同趨勢已較為明顯。

想“出海”的中資企業該怎么辦?

歐盟中國商會在其9月發布的2020年建議報告中提到，在歐盟關于外商投資的審查中，定性標準多于定量標準，這種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企投資的積極性。

尹冉冉向第一財經記者確認，拿執法機構的重點關注領域、其評估交易影響的標準來看，相較更為量化的反壟斷調查而言，外商投資審查的政策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

“這種不確定性體現于，外商投資審批主要取決于標的資產是否涉及‘重大’、‘關鍵’的行業。在很多場合，歐盟領導人也會提到所謂的‘戰略資產’的概念。‘重大’或‘戰略’屬于沒有辦法量化的范圍，可能在某些特殊的事件以后，這一范圍是可以不斷擴大的，相應地，監管機構的管轄權和自主裁量權也會更大。”她說。

面對不斷收緊的海外投資環境，有“出海”意愿的中國企業應該如何應對?尹冉冉認為，最重要的是做好風險評估，“特別是考慮到外商投資審查的發展變化特別快，在德國，過去三年中就發生了三次外資審查機制修訂”。

就美國越來越頻繁的CFIUS進行事后監管的案例，尹冉冉稱，風險評估尤為關鍵。“CFIUS將收購項目分為自主申報和強制申報兩種范圍，但即使是一些可以自主申報的項目，企業也需要基于交易有沒有可能會引起CFIUS關注進行風險評估，然后決定是否申報。這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被事后監管的風險。”

在評估風險后，需要從標的資產的選擇上規避風險。“盡管有各種不確定性，但總有一些標的資產的敏感度更高，一些國家的風險會更大，這在大方向上是可以判斷的。甚至在一個大交易框架下，如果識別出部分資產的風險相對較高，那么可能就需要在交易架構的設計上，有選擇性地考慮是否要剝離這一部分敏感資產。此外，在交易的結構上，取得控制權還是非控制權的權益，很大程度上也會影響交易是否需要進行相關的審批。如果風險較高，就可以考慮收購非控制性的權益。”尹冉冉說。

拿歐盟的案例來說，絕大部分交易一般不會被直接否決，但成員國的監管機構可能會在批準交易的同時，提出一些附帶條件的救濟方案。這些救濟措施一般是一些行為性的承諾，比如承諾持續供應、承諾保證董事會的獨立性或董事會成員要由本國公民擔任、總部或重大關鍵資產不得遷出該國境外、保證就業和隔離敏感信息等。

“中國企業要考慮救濟方案是否合理。”尹冉冉稱，“根據經驗，這些救濟方案很大程度上能解決監管機構的顧慮，而且對企業來說，它帶來的額外負擔也是可控的。”

此外，為規避風險，需要在合同條款的設置上保證更大確定性。尹冉冉舉例稱，比如在交割日期的設定上，必須保證己方有充分的時間獲得審批。溝通策略也是交易中不可小覷的因素，比如如何與當地媒體和工會溝通，如何闡述交易動機等。

尹冉冉建議，中資企業可以將目光投向審查更為寬松的投資目的地，“比如在一些新興高科技領域，新加坡已成為中國企業考慮的收購標的國家之一。可能在特定行業，歐洲市場是不可取代的，但從大的經濟走勢來看，并非如此。”(作者：高雅)